1973年春天，连部的墙上张贴了一张新的通知，内容明确表示，今后来自农村的兵员将不再被安排进入城里的工作岗位。那时，炊事班的老王正蹲在灶台旁卷烟叶，火星子不小心溅到通知的一角，烧了个小洞。那时我在兰州军区通信工程营一连当文书，连队的指导员夏，来自河南驻马店。夏指导员有一个特别的本领，就是能把解放鞋走出皮鞋的响声。每当晚饭后，全连都会集合，他背着手从连部门口踱步而来，胶底鞋踩在坚实的黄土地上发出清脆的“咔咔”声。连里的三排一百多号人立刻鸦雀无声，眼睛随着他的步伐转动，大家都在默默注视着他。点名时，他总是偏向那些河南兵杠杆炒股最大几倍，表扬的话也几乎都说给了他们，仿佛早有预定。

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架设通信线路。头两年，我们在营房里学习收发电报，到了春天就会被派往宁夏、甘肃等地执行任务。七月的贺兰山上架线时，午饭吃的是干馍馍，硬得像能砸核桃。炊事班长老刘把醋精兑进水壶里，说是防中暑。夏指导员拎着军用水壶走来走去，每次水壶里飘出来的都是枸杞酒的味道。那年，提干的名单一公布，五个名额中四个被河南兵占了。山东兵大周蹲在帐篷外磨铁锹，铁锹上的火星崩得老高，嘟囔道：“要是咱这铁锹把是河南造的，早就当上排长了。”我在帐篷里抄着花名册，听着外面的吐痰声，不禁感到有些无奈。

到了1974年春天，夏指导员把我叫进了连部。窗台上的搪瓷缸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茶垢，他用钢笔敲着桌面，说：“文书你别干了，去三班当副班长。”我有些困惑，问他为什么，他头也不抬，冷冷地回答：“让你当就去当，问那么多，能当饭吃？”三班长是河南人，每次开会时，我总被指派去烧开水。转眼，三月到来，退伍季节到了。营房后面的白杨树刚刚吐出了新芽，树皮上满是退伍兵留下的名字。炊事班的两个班长为了半袋面粉打了起来，锅碗瓢盆在地上摔得四散。最热闹的是退伍兵小赵，临走时揪着连长的军帽不肯放手，还朝着帽檐吐了口痰。营长带人来调解时，夏指导员躲在连部里没有露面。

那天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夏指导员罕见地递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五十块钱，他说：“你有胃病，拿着去买点药。”那时的复员费才九十块，我捏着信封，不禁回忆起前年架线时，胃痛得几乎打滚，夏指导员硬是让我在太阳下多站了两个小时岗。后来我听说，夏指导员调去了三连，又去了武汉的军校。1980年春天，我收到战友的来信，说他在武汉去世，肝癌，才三十四岁。信纸里夹着一张泛黄的合影，那是1973年全连在六盘山施工时的留影。照片中的夏指导员站在最前面，手里紧紧攥着施工图，眉头皱得好像能夹死苍蝇。前些天，我翻箱子找到当年的退伍证，塑料封皮已经变脆。夹层里掉出一张津贴单，是1975年3月的，伙食补助一块二毛五。那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夏指导员那个总是锁着的抽屉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他往抽屉里塞药瓶，瓶子是黄褐色的玻璃瓶，上面印着外文字母。

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艰苦。当时我们觉得那些事情非常重要杠杆炒股最大几倍，什么提干不公、老乡抱团之类的，放到今天，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。然而，我却常常想起1974年在戈壁滩架线的日子，夏指导员跟我们一起扛水泥杆子，脖子晒得脱了皮，红得像抹了辣椒油。那时候他骂人骂得最凶，可每次夜里查铺时，总会把踢被子的兵掖好被角。人这一辈子，就像戈壁滩上的电线杆子一样，站在哪个位置并非自己能选择。风雨中站久了，生锈了、腐朽了，也就没人会再在乎当初是怎么站起来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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